很多人第一次接触汉语时,会产生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汉语好像“没有那么多语法”。

动词不会像英语或德语那样随着人称发生复杂变化。

名词没有德语那样的格变化系统。

形容词也不像许多欧洲语言那样需要根据名词的性、数、格改变词尾。

比如:

我学习。

他学习。

我们学习。

“学习”这个动词本身没有因为主语发生变化而改变形式。

如果一个人习惯了英语、德语、波兰语或其他具有较明显词形变化的语言,他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

既然词不怎么变,语法应该比较简单。

但这里隐藏着一个重要的问题。

如果语法信息没有大量写在词尾上,那么它去了哪里?

答案是:

它并没有消失。

它只是通过其他方式被组织起来。

汉语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一个更普遍的语言学事实:

语法不是词尾变化的同义词。

语法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听者理解词与词、事件与事件、时间与状态、已知信息与新信息之间的关系。

不同语言,只是用不同的工具完成这项工作。

没有复杂变位,不等于没有时间关系

先看一个简单的动词:

吃

我们可以说:

我吃饭。

我昨天吃饭。

我明天吃饭。

动词“吃”没有因为昨天、今天或明天而改变词形。

这和英语非常不同。

英语会区分:

I eat.

I ate.

而汉语可以通过时间词和语境建立时间关系。

这意味着汉语没有时间吗?

当然不是。

现实中的事件仍然发生在时间之中。

说话者仍然需要让对方知道一个事件发生在什么时候。

区别在于:

语言不一定必须把这种信息编码在动词的词形里。

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

我们不能因为一种语言没有某个熟悉的语法形式,就认为它没有表达相应意义的能力。

“了”不是一个简单的过去时词尾

学习汉语的学生很快会遇到“了”。

于是很容易建立一个方便的公式:

了 = 过去时

这个公式有时能够帮助初学者理解某些句子,但如果把它当成完整规则,很快就会出现问题。

比较:

我吃了饭。

我已经吃饭了。

下雨了。

他长大了。

这些“了”并不能简单地全部理解为“过去”。

它们涉及事件的完成、状态的变化、当前相关性以及说话者如何看待某个情境。

例如:

下雨了。

重要的不只是“下雨”发生在过去。

句子可以表达:

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开始下雨了。

所以真正值得问的不是:

“了”对应欧洲语言里的哪个时态?

而是:

在这个具体句子里,“了”帮助说话者建立了什么关系?

这就是从“寻找对应形式”走向“理解语法功能”的一步。

汉语让我们看见“时态”和“体”不是同一件事

许多学习者习惯用过去、现在、未来来理解动词系统。

但汉语特别适合帮助我们区分两个概念:

什么时候发生

和

说话者如何观察事件的内部状态。

这涉及语言学中的“体”。

例如:

我看过这部电影。

这里的“过”通常与经历有关。

重点不是简单地告诉我们某个动作位于过去。

它把事件呈现为主体曾经拥有的一种经验:

我有看这部电影的经历。

再看:

门开着。

“着”可以帮助呈现一种持续的状态。

因此,学习者如果一直试图问:

这个形式到底等于英语的哪个时态?

往往会把两个不同的语言系统强行压进同一张表格。

更有效的问题是:

这个形式在汉语里让我们怎样看这个事件?

翻译中的第一个危险:把不同系统当成同一系统

这也是翻译中最常见的问题之一。

假设英语原文中有一个明确的过去时。

翻译成汉语时,我们并不一定需要寻找一个“汉语过去时形式”,因为汉语本身并不是这样组织时间信息的。

反过来也一样。

汉语中的一个体标记,不一定能够通过英语、德语或其他语言中的某一个固定时态机械地复制。

翻译者真正需要保留的不是语法标签。

需要保留的是:

事件之间的关系。

什么已经完成?

什么正在持续?

什么是一种经验?

什么代表状态发生了变化?

什么时间信息已经由上下文提供?

这就是跨语言意义真正困难的地方。

语序承担了大量语法工作

如果词形变化较少,词序就会承担更多任务。

比较:

我喜欢他。

和:

他喜欢我。

词没有发生复杂的格变化。

但语序改变以后,关系完全不同。

谁喜欢谁,不是由名词词尾告诉我们的。

句子的结构承担了这个任务。

这说明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语法信息可以存在于词与词之间的位置关系中,而不一定存在于单个词的内部。

这也是为什么学习一种新的语言,不能只学习词汇。

即使一个学生认识句子中的每一个词,他仍然可能没有真正理解整个句子。

因为意义不仅存在于词中。

它也存在于关系中。

话题不一定等于主语

汉语还可以让学习者重新思考一个在欧洲语言教学中非常熟悉的概念:

主语。

看一句话:

这本书,我已经看过了。

如果只按照简单的“主语 + 谓语 + 宾语”模式分析,这种结构可能显得奇怪。

但从话题结构来看,它非常自然:

这本书——关于它,我已经有过阅读经历。

“这本书”被建立为谈话的话题。

接下来的部分对这个话题进行说明。

这提醒我们:

句子的第一部分不一定只是一个需要填入“主语”标签的位置。

语言还需要管理信息:

我们现在谈什么?

什么已经进入共同注意范围?

接下来要对它说什么?

因此,语法和信息结构并不是两个完全分开的世界。

同一个意思,不一定需要同一种句法

英语可能说:

I like this book.

汉语:

我喜欢这本书。

在这个例子里,两种结构看起来比较接近。

但语言之间并不会始终保持这种平行关系。

一旦句子变复杂,我们就会发现:

一种语言可以使用从句;

另一种语言可以依赖语境;

一种语言要求明确标记时态;

另一种语言可以通过时间副词解决;

一种语言必须表达主语;

另一种语言在语境清楚时可以省略;

一种语言用词形变化表达关系;

另一种语言用语序、虚词或上下文表达。

所以真正的跨语言比较不是寻找:

A语言的这个结构 = B语言的那个结构。

而是研究:

两种语言如何解决同一个意义问题。

英语和德语也不是两套可以逐项对应的表格

即使我们只比较英语和德语,情况也是如此。

两种语言有大量历史和结构上的联系。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会用相同方式组织句子。

英语高度依赖较稳定的语序。

德语除了格系统之外,还具有明显的句子结构特征,例如动词第二位、句框以及主句和从句之间的结构差异。

学习者如果只寻找一一对应,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

每个英语结构都应该存在一个位置完全相同的德语版本。

但真正的语言能力要求我们接受:

相同的意义关系可以通过不同的语法架构实现。

这也是为什么学习英语和学习德语不能只依靠逐词翻译。

学习者需要逐渐建立目标语言自己的关系系统。

错误有时不是“没有逻辑”,而是使用了另一种逻辑

学生说出一个错误句子时,我们很容易直接纠正:

不对,应该这样说。

纠正当然是必要的。

但对于教师来说,还有另一个问题非常重要:

为什么学生会选择这个形式?

也许他正在使用母语的语序。

也许他试图寻找一个并不存在的一一对应时态。

也许他认为每一个英语代词在汉语中都必须明确出现。

也许他把“了”理解成简单的过去时标志。

也许他已经知道规则,但在真实交流中还无法及时调用。

这些问题表面上可能产生相似的错误。

但它们不是同一个学习问题。

因此,真正有效的纠错不应该只替换最终形式。

还应该找到产生这个形式的决策过程。

知道规则、会做练习和会说话是三件不同的事

假设学生已经学过“了”。

他可以完成练习。

老师给出十个句子,他能够判断哪些地方需要添加“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在特定条件下能够识别和应用一个已经被提示的语法问题。

但是在真实对话中,没有人会告诉他:

下一句话请考虑是否使用“了”。

他必须自己判断:

现在要表达什么?

这个事件如何与当前语境相关?

需要表达完成、变化还是经验吗?

时间信息是否已经明确?

这个句子是否需要这个标记?

然后,他还要继续听对方说话。

这就是为什么课堂练习中的成功不能自动等于真实交流中的自动化。

现实增加了一个关键步骤:

学生必须自己发现现在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学习德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当一个人决定学习德语时,他可能首先面对大量可见的语法:

冠词;

格;

词尾;

动词位置;

时态;

情态动词;

从句。

与汉语相比,德语的很多语法信息似乎更加“显眼”。

但核心学习问题并没有改变。

学生最终仍然必须从:

我知道这条规则

走向:

我知道什么时候需要使用这个结构

再走向:

我能够在真实交流中及时做出选择。

因此,不同语言表面的语法复杂度不能直接告诉我们学习的真正难度。

有些语言把大量信息写在形式上。

有些语言把更多工作交给语序、语境和语用。

学习者都必须掌握背后的决策系统。

文学翻译为什么尤其困难

如果普通句子的翻译已经不能依靠简单的一一对应,那么如何翻译文学作品就更加复杂。

文学文本中的意义可能同时存在于:

词汇;

节奏;

句子长度;

重复;

省略;

视角;

对话;

语域;

语法结构;

信息出现的顺序。

一个句子之所以产生某种效果,可能并不是因为其中某一个“重要单词”。

效果可能来自多个小选择共同形成的结构。

因此,文学翻译首先要求翻译者识别:

原文到底在做什么?

然后才是:

目标语言可以怎样重新完成这项工作?

文学翻译不能把所有作者变成同一个声音

这也是为什么文学翻译不能只追求“自然”和“流畅”。

自然当然重要。

但如果翻译者不断消除原文中的陌生感、节奏差异、句法特点和人物声音,结果可能非常流畅,却不再属于原来的作者。

以 Salinger 和 Remarque 为例。

把两个名字放在一起并不是为了寻找一个共同的“文学翻译公式”。

恰恰相反。

不同作者会通过不同的方式组织:

叙述距离;

对话;

节奏;

省略;

句法;

情绪;

人物声音。

翻译者的任务不是让他们在目标语言中都变成一种标准的“文学语言”。

而是识别差异,并判断哪些差异构成作品身份的一部分。

翻译情绪不等于翻译情绪词

同样,翻译情绪也不能只靠寻找表示愤怒、悲伤、恐惧或快乐的词。

比较:

你走。

你应该走。

你可能还是先走吧。

它们可以指向相似的行动。

但人际关系并不相同。

直接程度不同。

压力不同。

语气不同。

说话者承担的立场也不同。

情绪信息可以存在于词汇中,也可以存在于:

情态;

语序;

语气;

省略;

重复;

停顿;

表达的直接程度。

因此,真正的情绪翻译需要理解整个表达是如何产生人际效果的。

翻译技巧不是自动选择器

学习翻译时,我们当然需要研究不同的翻译技巧。

分类有价值。

术语有价值。

分析不同处理方法也有价值。

但知道一种技巧存在,并不等于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使用它。

在选择技巧之前,翻译者必须先诊断问题:

什么必须保留?

什么可以改变?

这里最重要的是信息、节奏、关系还是语气?

直译会保留功能还是破坏功能?

如果改变结构,会不会失去原文中的重要效果?

所以,翻译实践真正训练的不只是操作方法。

它训练的是判断。

翻译经验会改变一个人看见的东西

这也是翻译者经验最有意思的部分之一。

经验不仅让人翻译得更快。

它还可能改变一个人阅读文本的方式。

初学者可能首先看到:

这里有一个我不认识的词。

更有经验的翻译者可能同时看到:

这个词的语域;

这个句子的节奏;

一个故意留下的歧义;

一个不自然但可能有意为之的结构;

人物之间的距离;

一句话与上一句话之间的信息关系。

经验的价值因此不仅是:

更快找到答案。

它还包括:

发现以前根本没有意识到的问题。

当语言用于学习知识时,语法问题会再次出现

现在把这个问题从语言课堂带到其他学科。

一个学生用英语学习生物学。

他必须表达:

什么导致什么;

什么是条件;

什么是结果;

什么过程正在发生;

什么只是一种假设;

哪些变量相关。

学习物理、数学、历史或技术学科时也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教育架构区分三个相互联系的层面:

Languages

Academic Subjects

Language + Subject

第三个层面尤其重要。

学生不再只是学习语言本身。

他开始使用语言建立学科知识。

这时,语法的任务不是让一句话看起来“更正确”。

它必须帮助学生准确表达知识关系。

一句话可以语言正确,却学科上错误

例如,一个学生可能造出一个完全符合英语语法的物理句子。

但如果因果关系表达错了,句子仍然不能被视为一个成功的学科解释。

反过来也可能发生。

学生理解科学概念,却无法用目标语言准确表达条件、结果或限制。

因此:

语言能力 ≠ 学科能力。

但在 Language + Subject 的环境中,两者必须合作。

这正是语法从“语言课内容”转变为“知识工具”的地方。

我们需要诊断的不是只有错误形式

在 Levitin Language School,分析语言问题时,我们不仅关注最终错误。

我们还需要知道错误发生在哪一个层面。

学生不理解意义关系?

理解关系但不知道目标语言的结构?

知道结构但无法独立选择?

可以完成练习但不能在对话中使用?

正在从另一种语言转移一个模式?

句子语法正确,但语用上不适合当前情境?

这些问题需要不同的教学工作。

所以,有时候学生真正需要的并不是“更多语法”。

他需要的是更准确地发现:

知识在哪一步没有转化成独立使用能力。

在美国,这一教育方向由美国分部 Language Learnings 代表。

Language Thinking Lab 发展关于语言、思维、学习和知识的研究与方法论方向。

作者与专家领域 Tymur Levitin 则汇集关于语言、翻译、教育以及语言思维的独立作品。

这些领域与 Levitin Language School 一起构成相互连接、但功能不同的知识与教育体系。

汉语给我们的真正启示不是“语法简单”

回到最初的问题。

汉语动词没有英语或德语那样的复杂变位。

名词也没有德语或波兰语那样的格变化系统。

但这并不意味着语法消失了。

语言仍然必须组织:

参与者;

时间;

完成与持续;

经验;

状态变化;

话题;

新旧信息;

事件之间的关系。

只是这些任务被分配给了不同的语言资源。

这给所有语言学习者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

不要把自己熟悉的语法形式误认为语法本身。

格只是表达关系的一种方式。

动词变位只是表达语法信息的一种方式。

时态只是组织时间的一种方式。

词尾只是让语法变得可见的一种方式。

真正的语法存在于更深的层面。

它回答的是:

这个语言系统如何让人们理解彼此之间、事物之间以及事件之间的关系?

一旦开始这样看语言,我们就不再只是寻找规则的对应表。

我们开始理解不同语言真正不同的地方。

而这正是跨语言学习、翻译和成熟语言能力开始的地方。


关于作者

Tymur Levitin 是 Levitin Language School 的创始人和负责人,英语与德语教师、翻译者,并长期撰写关于语言、语言思维、翻译和教育的研究与教学文章。

在教学与方法研究中,他不仅关注语言形式本身,也关注形式背后的选择:人如何组织意义、如何在不同语言系统之间转换,以及如何通过语言进行真实交流和知识学习。

作者: Tymur Levitin
栏目: 作者专栏 | Tymur Levitin 谈语言、意义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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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 Tymur Levitin 的原创独立作品。作者为 Levitin Language School 创始人和负责人。未经作者书面许可,不得全部或部分复制、传播、转载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本文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