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中有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

如果目标语言里没有对应的词，该怎么办？

可以音译。

可以解释。

可以描述。

可以借用一个功能相近的词。

也可以保留原词，再补充必要的信息。

然而，还有一种更深层的问题。

有时，目标语言并不是“没有那个词”。

真正缺少的，是源文化用来理解现实的同一种概念分类。

这时，译者面对的就不再只是词汇空缺。

他面对的是两个文化系统对现实进行分类的方式不同。

语言不仅给事物命名，也把经验划分成不同的类别

我们很容易把语言想象成一套标签。

世界上先存在事物，然后不同语言给这些事物贴上不同的名称。

如果真是这样，翻译的主要任务就会是：

找到另一套标签。

但现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语言不仅命名已经存在的对象。

语言还帮助一个共同体把经验组织成具有意义的类别。

某些区别在一种文化中非常重要，因此拥有稳定的名称、制度或表达方式。

在另一种文化中，同样的区别可能并不重要，或者按照完全不同的方式组织。

因此，翻译中的问题有时不是：

“这个词在另一种语言里叫什么？”

而是：

“另一种文化是否以同样的方式区分这一现象？”

有对应词，不等于有对应概念

这是文化翻译中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之一。

译者可能找到一个看起来非常合适的词。

词典意义接近。

语法位置相同。

甚至实际功能也有相似之处。

但目标语言的读者看到这个词时，会把它放进自己的概念系统。

于是，一个危险的现象出现了：

词似乎翻译对了，概念却被重新分类了。

读者没有接触到源文化中的那个现象。

他接触到的是自己文化中一个看起来相似的现象。

这两者并不一定相同。

真正的链条不是“词 → 词”

对于文化特有项，更准确的分析模型可以写成：

词 → 概念类别 → 文化区分 → 功能 → 重构 → 翻译决策

为什么需要这么多步骤？

因为译者首先必须知道一个词指什么。

然后还要理解：

为什么源文化需要这个类别？

它与哪些相邻概念不同？

这种区别对源文化的人是否重要？

这个类别在具体语境中承担什么功能？

目标文化是否存在相同的区分？

只有完成这些判断之后，才真正到了选择译法的阶段。

“没有词”其实是最简单的一种情况

如果一种食物、服饰或传统物品在目标文化中不存在，问题反而比较明显。

译者知道：

这里有文化差异。

因此，他会主动寻找解决方案。

真正危险的是另一种情况：

目标语言中存在一个看起来很像的词。

因为相似性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

问题已经解决了。

实际上，这个熟悉的词可能把读者带入错误的概念体系。

所以，文化翻译中最难处理的未必是完全陌生的事物。

有时恰恰是那些看起来已经理解了的事物。

文化可以用不同方式划分同一片现实

假设两个社会都存在教育、家庭、行政管理、职业资格和社会礼仪。

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会用完全相同的类别来组织这些领域。

教育体系可能按照不同阶段划分。

职业资格可能按照不同标准认定。

行政区域可能拥有不同层级和权限。

亲属关系可能在语言中突出不同的区别。

礼貌系统可能对年龄、地位、距离或正式程度给予不同权重。

因此，即使两个社会面对的是同一类现实，它们也可能形成不同的概念地图。

翻译正是在两张并不完全重合的地图之间工作。

亲属称谓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例子

亲属关系本身并不神秘。

不同社会都有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以及更广泛的家庭关系。

但是语言并不一定以同样的方式划分这些关系。

中文亲属称谓特别清楚地展示了这一点。

例如，中文可以通过不同词语直接区分父系和母系的祖辈关系：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英语通常使用：

grandfather、grandmother

然后在需要时通过额外信息说明父系还是母系。

这里的问题并不是英语“无法理解”这种区别。

当然可以理解。

问题是两种语言并没有把同一组区别以完全相同的方式编码进基本词汇。

因此，从中文翻译成英语时，译者必须判断：

这个区别在当前文本中重要吗？

如果重要，就需要恢复。

如果不重要，英语较宽泛的类别可能已经足够。

这就是翻译决策。

分类差异会改变信息密度

这也意味着，不同语言中的一个词可能携带不同数量、不同类型的信息。

中文某个称谓可能在一个词中同时表达：

亲属关系；

父系或母系；

长幼关系；

有时还涉及特定的社会使用习惯。

另一种语言可能需要几个词才能表达同样的区分。

反过来也一样。

其他语言可能在某些领域拥有中文没有以同样方式词汇化的区别。

所以，翻译并不是简单地保持“一个词对应一个词”。

译者需要判断：

哪些信息必须在目标文本中重新显现？

文化特有项并不一定是异国物品

谈到 realia，人们很容易想到：

传统食品；

民族服饰；

历史物件；

地方制度；

特殊节日。

这些当然都是典型案例。

但如果把文化特有性理解得更深入，就会发现：

分类方式本身也可以具有文化特异性。

一个社会如何划分教育阶段。

如何定义正式与非正式关系。

如何区分行政责任。

如何理解家庭角色。

如何组织礼貌。

如何表达责任。

如何把某种行为识别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事件。

这些都可能产生翻译问题。

这里没有一个奇怪的“异国词汇”。

困难存在于整个概念结构之中。

译者必须发现源文化正在做什么区分

因此，一个重要的专业问题是：

源文化为什么需要这个词？

这个问题比“它是什么意思？”更进一步。

如果一个共同体稳定地使用一个类别，通常意味着这个类别在它的社会、历史、制度或日常经验中具有某种功能。

译者需要寻找这种功能。

例如：

这个词是否区分两个法律状态？

是否区分两种社会关系？

是否标记身份？

是否说明某个教育阶段？

是否暗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是否把一种经验看作独立的生活事件？

如果这些区别在目标文化中没有被同样组织，直接寻找“最近的词”就可能不够。

文化阐释不是给每个词加注释

这里需要避免另一个极端。

如果概念系统不同，并不意味着译者必须不断写解释。

文化阐释不是把文本变成百科全书。

真正的任务是先理解差异，然后决定这种差异在当前文本中是否需要显现。

有时一个简洁的目标语表达已经足够。

有时需要保留原名。

有时需要短暂说明。

有时可以让上下文逐渐建立这个概念。

有时必须使用更精确的描述，因为错误的本地类别会严重误导读者。

所以：

理解差异和解释差异不是同一件事。

译者必须始终做前者。

却不一定总要显性地做后者。

意义传递不是把一个完整的“意义包”搬过去

我们常说翻译要实现意义传递。

这个说法很有用，但也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它仿佛意味着：

源语言中有一个完整的意义包，译者把它拿出来，再放进目标语言。

实际上，意义的一部分来自词。

另一部分来自分类系统。

还有一部分来自文化知识、语境、社会规范以及读者自己的推理。

因此，译者真正处理的是一个关系网络。

他需要判断：

目标读者通过新的语言形式，能否重建当前文本真正需要的关系？

这比寻找词汇对应复杂得多。

不可译性有时不是语言问题，而是分类问题

从这里也可以重新理解不可译性。

某个词难以翻译，不一定是因为目标语言贫乏。

也不意味着目标文化无法理解源文化。

问题可能只是：

目标文化没有把这部分现实组织成完全相同的类别。

这时，不可译性并不是绝对的“不可能翻译”。

它意味着：

没有一个现成的目标语单位，可以自动恢复源语言中已经打包好的全部区分。

译者仍然可以工作。

但他必须重构。

重构比替换更准确

这也是为什么“替换”并不能充分描述专业翻译。

如果我们把翻译理解成：

A → B

就会不断寻找最接近的 B。

但文化特有项经常要求另一种过程：

A → 分析 A → 确定关键区别 → 判断目标文化结构 → 重构必要信息

这已经不是简单替换。

这是跨文化意义重构。

译者必须决定：

什么必须保留；

什么可以概括；

什么需要展开；

什么可以交给上下文；

什么绝不能被一个过于熟悉的目标文化概念覆盖。

一个实用的分析顺序

面对文化特有项，可以先不急着寻找译词，而是依次问：

这个表达指什么？

它属于哪个概念类别？

源文化为什么把它单独区分出来？

它与哪些相邻概念不同？

这些区别在当前文本中重要吗？

目标文化是否拥有同样的类别？

如果没有，目标读者最容易把它误解成什么？

需要恢复哪些信息，才能避免这种误解？

然后才问：

最终应该怎样翻译？

这样的顺序会把翻译从词汇搜索转变为专业判断。

这同样改变语言学习

这个原则也适用于外语学习。

初学者通常建立对应关系：

word A = word B

这是必要的阶段。

但随着水平提高，这种方法会逐渐显示局限。

真正高级的问题变成：

这两个词真的划分了同一类现实吗？

有时答案是肯定的。

有时只是部分重合。

有时一个词比另一个词更宽。

有时更窄。

有时两种语言关注的是完全不同的特征。

当学习者开始看到这些差异时，他不再只是记忆词汇。

他开始理解另一种语言如何组织经验。

翻译发生在不同的概念地图之间

因此，文化特有项翻译最终揭示了一个更大的事实。

翻译并不是在两张完全相同的世界地图上替换地名。

两种语言背后的文化可能使用不同的边界、不同的分类和不同的重点来描绘经验。

译者必须先看见这些地图之间的差异。

然后决定目标文本需要重建什么。

所以，更完整的模型不是：

词 → 词

而是：

词 → 概念类别 → 文化区分 → 功能 → 重构 → 翻译决策

真正困难的情况也不只是：

“另一种语言没有这个词。”

更深的问题是：

“另一种文化没有用同样的方式把这部分现实划分出来。”

当译者认识到这一点，翻译就不再只是寻找语言对应。

它变成了对两个文化概念系统之间关系的分析。

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 realia 看似只差一个词，实际上却需要整个解释框架才能真正理解。

因为有时真正需要跨越的，并不是词汇之间的距离。

而是两种文化划分世界的方式之间的距离。

关于作者

Tymur Levitin — Levitin Language School 和 Language Learnings 的创始人兼负责人、语言教育者、认证翻译及作者。

Levitin Language School 开展国际在线教育，体系包括 Languages、Academic Subjects、Language + Subject，同时发展翻译、跨文化交际以及语言与意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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